从文革到现在，时间越长，走资派的罪行就越暴露，越难掩盖。走资派不停地否定文革，是为了歪曲历史，掩盖他们不停地镇压群众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。我在文革时捱打致残的故事，可能对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同志们有点参考价值。

一、第三次捱打

文革期间，我是西北某部机要科负责人。1968年8月26日黄昏，我探亲带着爱人小孩回到我们机关院里，碰到我们部队政委。我给他敬了个礼，就回到宿舍。刚把行李放下，一位姓丁的后勤助理员和一位战士来我家对我说：“胡雨！我们要和你谈一谈。”部队称呼都是张参谋、李科长等。我1966年才调来这个单位，对这两人素不相识，有什么好谈的。我一听不对，怕吓着孩子们，就跟他们去了。他们把我领到礼堂上，电灯照得很亮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前。很快就围上来几十个人，主要是演出队的，也有机关干部、家属。在姓丁的指挥下，他们先把我的军衣脱掉，手表拿走，然后就追问我干了什么坏事。我说没有干坏事。他们就出来一个人在我脸上连续左右打耳光。一直打得我晕倒后，他们就一拥而上对我乱踢乱踩。姓丁的说：“停！”他们就把我扶起来再追问干了什么坏事。我真没有干坏事，所以我的回答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。他们就出来一个人在我脸上连续打耳光，我晕倒了又是对我乱踢乱踩。。。。。。就这样不知反复打了多少次。有一次，我迷迷糊糊再也起不来了，以为就要见马克思了。我睁开眼，正好看见毛主席像。他老人家慈祥地看着我，好像对我说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黑暗是局部的暂时的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！我就挣扎着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我这一喊，这些干好事的人们更加恼羞成怒了。他们一齐扑上来，一面没头没脑在我身上乱踢乱打，一面嚎者：“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！”我想，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在毛主席像前搞法西斯主义，谁知道他们算什么人。距礼堂不远就是首长宿舍。这是为什么？。。。。。。后来我就没听见他们喊了些什么，也不知他们是怎样继续打我的。。。。。。我迷迷糊糊醒来时，他们还给我穿军衣，带手表。。。。。。我挣扎着走到卫生所。一位王医生正要给我看看，打我最凶的一个人跟来了。他不让王医生给我看病，并说：“认得吧，我是新来的王医生。”我只好挣扎着回到宿舍。我爱人见我成了这个样子，哭着说：“我到处找你，都说没有见，礼堂门口有人，他们说里面演节目，不让我进去。”

我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我爱人几次找首长求救。一直到第二天晚上，打我最凶的那位王医生才带一位姓金的护士来给我看病，没看出名堂，只是叫金护士给我打葡萄糖。后来金护士对我说，当时王医生不许她给我消毒，就把针打上了。到第三天，又一位医生来，才看出我是肋骨骨折。28日上午，打我最凶的王医生用小车把我拉到军区门诊，透视、拍片后，又拉回家。一直到28日晚10点多，打我最凶的王医生才把我送到军区总医院。我伤这样重，为什么几天才住进医院？因为他们做贼心虚，干了违法乱纪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才在晚上偷偷摸摸给我看病想掩人耳目。

我先住在胸外科。我被打断三根肋骨，因血气胸喘不上气来，医生不断从我的胸、背部往外抽血、气，后来我又被转到脑外科，和一些疯病号住在一起，可见我的头部伤势也很重。

我的伤这样重，除了那两位医生和金护士、我爱人，再没有一个人敢到我家和医院来看看我。可见白色恐怖有多严重。可笑的是在医院还有人经常监视我。我能下床走动时，就常有人在我屁股后跟着。怪不得没人敢来看我。

我出院后，有人当面对我喊：“打倒老牛！”意思是我是牛鬼蛇神。我母亲是日本鬼子活活烧死的。我十二岁就没有家了，是共产党把我养大的。解放军就是我的家。就在“家”里，竟有人敢侮辱我是牛鬼蛇神。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唯成份论是错误的。巧的是打我最凶的王医生、丁助理员、会弹古乐器和会吹笛子的那两个战士，还有伙房的老胡（他没军籍是职工），都是资本家、地主、富农出身和国民党兵痞。这些人打我后，就都被清理阶级队伍，提前转业、复员了。这也是为了灭口。这样就给调查我捱打的事，增加了困难。当时我们驻地造反派一直是受压的少数派。出身成份不好的人，很少有人敢支持造反派的。只有一位打我最凶的人没有提前转业。目击者说，是他穿着大皮鞋猛踢我。此人打我后连升三级，从管理员提升为科长。一位家属看了打我后，吓得拉了几天稀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这就得从一年前说起。

二、“战士造反”闹剧

1967年9月23日上午九时许，我在走廊上看见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我科机要值班员下楼梯。我拦住他们说，机要值班员不能抓。他们不听。我赶快在协理员办公室给军区机要局打电话。机要局接电话的同志说，他们管不了。这时，俩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把我架上就走。我被押到院里篮球场几百人围坐的圆圈里时，里面已有几位部队副职首长和机关干部站着。围坐的有汽车拉来的全副武装战士，也有零散军人和机关人员。我一到，现场指挥（某团某股长）说：“这家伙还笑呢，不老实！打！”马上就有五六个战士对我一顿拳打脚踢。把我打倒在地，鼻子嘴里都出血。现场指挥喊：“机要科都是苏修特务！打！”那些人打得更起劲了。现场指挥说“停！”他们才把我扶起来。我忍着疼痛对现场指挥说：“机要办公室不能离人，让我们回去一个人值班吧。”现场指挥问：“谁让你们值班？”我说：“中央军委规定的。”他说：“不老实！打！”那些人又扑上来把我打倒在地。。。。。。这样打打停停一直到中午。这期间也打其他同志。我们机关一位科长在圈外喊：“你们把机要科的人放回去一个值班么！”显然是在传达他们上级的指示。现场指挥才把我放了。我赶快去找正职首长，都找不到。我走到机要科门口时，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不让我进办公室。我问：“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在这里执勤的，上级指示，谁也不让进去。”这位小同志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认真负责，这怎么能说是战士造反呢？这时院里上来一个干部，和这位战士说了说，才让我进去。我赶快给军区打电话，总机说：“电话不通”我听出这不是电话员，是机关某干部的声音，知道总机已被闹事的人们接管了。这时我办公室门口响了一枪。我出来看了看，那位战士要我回办公室。不像走火，显然是从走廊窗户朝天放了一枪吓唬人的。我一个抗美援朝战士，还怕枪响？

正职首长找不到，副职首长被围斗，军区不管，就这样党的机密失控约三个小时。一直到半夜，可能是24日了，我才打通了总参机要局的电话。我向总参值班员乔同志简要汇报了情况。我是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向上级汇报的，但无意中戳穿了他们“战士造反”的闹剧。所以，他们怀恨在心，这就是我第三次捱打的原因。你想，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他们都敢造反，何况我一个小卒，就是打死了也无所谓。事实是我们部队两位正职首长奉某上级命令，离开机关，藏到某处，命令某团某股长（此人因此连升三级当了师副参谋长）率连队和战士演出队等闲散人员到部队机关闹事。他们并通过电话经某科长（此人也因此升为师副参谋长）上下联系严密组织，造成战士造反假象。目的是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施压，要党中央表态支持某大官。表演的节目是，战士都是拥护某大官的，因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还不表态支持某大官，所以战士造反了。两位正职首长都跑了，副职首长都被斗了。我给总参打电话后，两位正职首长就都回来了。部队恢复正常。事后，那位上下联络的科长吹他造反精神很强。问题是他们是在造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。

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因为他们造反，就改变态度，因为共产党、解放军是不能镇压群众的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调来一位领导人，代替了原来的那位大官。为了党的事业，党的干部能上能下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革命同志之间本来是阶级兄弟关系。可是有些人是个人依附关系，谁官大就依附谁。某大官下台后，他们就如丧考妣，天塌了一样。我们部队政委代表党委检查时，承认我是本单位受资反路线迫害最严重的一个。还说要给我办残废证。后来又说给我办残废证的话，就要追究领导的责任，所以就不办了。我受到的迫害说不完。如我第二次捱打促成了我十二指肠穿孔，因为送医院晚，也是抢救活的。领导还给我办过一个人的“学习班”。我背上背包去了，才知道实际上是下连当兵。文革前我下连当过兵，文革时全军都实行下连当兵。这次我和战士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连队纪律很好，战士们对我很关怀。这也证明了说“战士造反”纯属鬼话。

因为我们部队打人可以升官等错误搞法，对部队思想腐蚀很大，所以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我们部队原来的两位正职首长都调走了。并从较远的军区，给我们部队调来两位正职首长。然后，就把我们部队调往另一个军区了。

三、盼共产主义运动高潮早日到来

有压迫就有反抗。中国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数以万计的所谓群体事件逐年增加。总有一天，马列毛主义会把集中在城市的数以亿计的无产阶级发动起来。那将会是什么状况？很可能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难以阻挡的雷霆万钧之势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，谁知道会锻炼出多少毛泽东式的英雄人物。无产阶级一定会吸取历史经验，创造出适应当时情况的新的斗争办法。创造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美国无产阶级，正在大罢工的法国无产阶级，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，总有一天，也都会用马列毛主义发动起来，和中国无产阶级互相呼应，掀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潮。我深切地盼望这样的日子早一天到来。